石鼓文

  石上刻字的悠久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殷商时期,在石头上刻字需要较好的锲刻工具,但当时的工具普遍比较简单,刻出的作品不美观。所以,这种刻记方式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古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冶金技术的极大飞跃,制造出了坚硬度和精密度容易掌握的铁质器具,石刻技艺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创造了不少出色的石刻作品。

  但石刻作品的兴盛也如同流星般稍纵即逝,千百年来散落于荒无人烟之地,历经风吹雨打,默默无闻,直到唐代贞观初期才在陕西陈仓重见天日。这些石刻作品上窄下宽,中间腰腹部位微微突出,圆形似鼓,在石鼓的侧面刻记着一些文字。人们根据石刻形状,将这些文字命名为“石鼓文”。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石刻陈列馆里的石刻作品,仅有10枚,大小不等,高约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每个鼓上刻有一首四言韵文,十首成一组,堪称“国宝”,是现存最负盛名的古代石刻作品。

  石鼓文被称为“千古之谜”,自唐代出土至今已经近1400年。这期间,因为石鼓文残缺且数量稀少,关于石鼓文的归属、时代及刻记内容一直众说纷纭、见解不一。它是介于甲骨文、钟鼎文和小篆之间的文字,属于大篆。历经岁月侵蚀,上面的文字现存已经非常稀少,难以辨认,人们只能确定字体,但刻记的内容却有众多的版本。现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这些文字记载了秦王游猎时的心情和沿途的美景,描绘了环境优美、兵强马壮、人民生活安定的愉悦景象。

  不管真实内容是否如此,这些石鼓文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集大篆之大成,开小篆之先河,都使其在书法史上有着无比重要的地位。

祝枝山的字

  世有“唐伯虎的画,祝枝山的字”之说,讲的就是与文征明、徐祯卿并称为“吴中四才子”的唐寅和祝允明两位大家,二人一书一画,相得益彰。在这里,我们单独了解一下祝允明大才子的字:他的楷书写得相当严谨,温润秀劲,气韵生动,具有晋唐书法的古雅风致。而他自成一派的独特狂草,又可谓汪洋恣肆,气象万千;“字字虎啸风生,行行龙腾云起”,恢弘翻腾的气势颇为世人称道,被誉为“明朝第一”。

  祝允明(1461—1527)是明代著名书法家,字希哲,号枝山,因其右手长有六根手指,又自号枝指生、枝山、枝指山人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

  祝枝山出身于七代为官的魁儒家庭,正所谓家学渊源。他自幼天赋异禀,勤奋好学,能诗文,工书法。5岁时,就能一目十行地读书,像模像样地书写一尺见方的大字;9岁时,便能出口成章,是远近闻名的“神童”;到了10岁,他更是博采众长,才智非凡,辞藻瑰丽,文采飞扬。祝枝山自青年时期便发奋苦读,立志求取功名,却一生仕途坎坷,最终借故辞官返乡。

  祝枝山晚年潦倒,贫病交加,但仍旧声名大震,被尊为吴门书派中“明中期三大家”的领军人物,在临终前一年还写下书法论著——《书述》。嘉靖五年(公元1527年),祝枝山病逝,享年67岁。这位书法领袖以自己的实践带动了明代的浪漫主义书风,作为明代中期书坛的主将,对当时的书法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祝枝山为人能言善辩、风趣洒脱、足智多谋而不拘小节。坊间流传着很多他疾恶如仇、戏弄贪官污吏的趣事。

  有一年除夕,一个姓刘的贪官请祝枝山为其书写一副对联。祝枝山想:这狗官平日常搜刮乡里,鱼肉百姓,今日既然撞上门来,何不趁此机会将他奚落一番?于是打定主意,吩咐书童在刘贪官的大门两旁贴好红纸,挥毫泼墨,顷刻间写就了一副对联:

  明日逢春好不晦气;

  来年倒运少有余财。

  过往行人凑过来看热闹,纷纷指着对联,大声念道:

  明日逢春,好不晦气;

  来年倒运,少有余财。

  刘贪官一听,气得吹胡子瞪眼,恼羞成怒间一把扯住祝枝山,指责祝枝山故意辱骂他。只见祝枝山不紧不慢地抱拳一笑:“大人此言差矣!我乃一介书生,又无权无势,岂敢借对联骂人?学生此联所写全是吉庆之词啊!你瞧——”说着一边指点着对联,一边抑扬顿挫地高声朗读起来:

  明日逢春好,不晦气;

  来年倒运少,有余财。

  刘贪官和众家奴听得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好半天方才如梦初醒。再看那祝枝山,早已哈哈大笑、扬长而去了。

文征明习字

  文征明(1470—1559),字征明,后更字征仲,号衡山居士,故又称“文衡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

  文征明是明代中期最著名的画家和大书法家,是“吴门画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幼时并不聪慧,但贵在好学,从小熟读经、史、子、集,喜爱文学和书画。文征明年少时就享有才名,却一直仕途坎坷,二十余载、十次应举均榜上无名。54岁那年,他才当上了一个小官——翰林院待诏。后因看不惯官场的腐败与倾轧,于57岁时辞官回到苏州老家,潜心于诗文书画,日日与翰墨书香为伍。80多岁时,文征明还能流利地誊抄蝇头小楷,写上一天都不知疲倦。他耄耋之年仍孜孜不倦,挥毫泼墨,还曾为人书写墓志铭,其目力和控笔能力之高超、创作精力之充沛由此可见一斑。公元1559年3月,文征明去世,享年90岁。

  文征明的艺术造诣十分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世人皆赞其为“全才”。他于书法一门,当属博习专精的典范,篆、隶、正、行、草皆擅。尤其长于行书和小楷,温润儒雅,法度严谨,稳健持重,意态生动,颇具晋唐书法的风致。他毕生的作品,都笔笔工整,即使是快到90岁时的书法创作,依旧如此,这在我国书法家中是极为少见的。绘画方面,文征明则兼善山水、人物、花卉、兰竹,其中最精细笔山水,可谓一专多能。能青绿、亦能水墨;能工笔、亦能写意,兼具装饰性、抒情味与稚拙感。作为“吴门画派”的领军人物,其作品更加凸显了“吴派”的独特之美,对吴门书风的影响很大。文征明在诗文上也颇有造诣,诗风淡雅娟秀,清隽自然。到了晚年,文征明更加声名卓著,号称“文笔遍天下”,登门求其书画者几乎踏破门坎,甚至有传说他“海宇钦慕,缣素山积”。

  据说,文征明小时候沉默寡言,看起来也有点愚笨,似乎根本就不具备读书人那种潇洒倜傥的才气,字也写得不怎么好,但学习却很刻苦。在学堂里,同窗们或饮酒闲聊,或品茗对弈,绞尽脑汁想出各种法子来消磨时光,就是不肯好好学习。只有文征明不受影响,经常静静地端坐桌前,磨墨提笔,每天不间断地临摹《千字文》,写足十大本才肯罢休。有时候,他也替人写信,哪怕稍微写错一点儿,都一定要重新写,反复抄写好几遍也不嫌麻烦;并且一概要用蝇头小楷书写,笔画细若毫发,结体工整精细。有的同学看不过去,好心劝他油滑一些:“不过是一般的书信罢了,草草了事,应付一下,何必如此认真呢?”文征明却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正好以此练习书法,不觉得麻烦啊!”大家便都觉着他为人迂腐,有些瞧不起他。谁料,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之后,文征明的书法变得远近闻名,求字者甚多。这样一来,曾经轻视过他的那些人都开始对这位外拙内秀、勤勉好学的年轻人佩服不已。有一次,当时的大书法家李东阳偶然间看到文征明的隶书,反复鉴赏后,由衷感叹道:“我的篆书,你的隶书,都绝了!”这位李东阳自恃大家,名气甚大,素来自负,却把文征明的字与自己的篆书相提并论,可见对文征明的器重和另眼相看。

仓颉造字

  关于造字,有许多传说故事。相传,仓颉是黄帝手下的一个小官,黄帝分派他做管理圈里的牲口、保管食物的事情。仓颉非常聪明,做事也很勤快,很快就熟悉了所管的牲口和食物,记清了数目,很少出错。可慢慢地,随着储藏的物资数量逐渐增加、变化频繁,脑袋记不清也记不住了,难免出错。

  于是,仓颉开始苦思冥想解决的办法。他先是在绳子上打结,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食物,用绳子打的结的个数代表每种物品的数目。开始的时候,效果很明显,但时间一久,就有麻烦了。增加的数目在绳子上打个结很方便,但数目减少时,在绳子上解个结可就麻烦了。他又想到了在绳子上打圈圈,然后在圈上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增加了就添一个贝壳,减少了就去掉一个贝壳。这法子挺管用,一连用了好几年。

  黄帝见仓颉这么能干,便委以重任,让他管的事情愈来愈多。年年祭祀的次数,每次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统统归仓颉管。仓颉高兴的同时又犯愁了,这么多事情,光靠打绳结、挂贝壳已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了。于是,他又开始积极地想办法了。

  一天,仓颉参加集体狩猎,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见几个老人为走哪条路争辩起来。一个老人坚持要往东,说是有羚羊;一个老人坚持要往北,说北面不远处可以追到鹿群;一个老人偏要往西,说西边有两只老虎,不及时打死的话,就错过了好机会。仓颉非常好奇,他们怎么知道哪个方向有哪些动物呢?上前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通过地上的野兽脚印来判断的。灵感一触即发,仓颉心中猛然一喜:既然一个脚印能代表一种野兽,以此类推,那么任何一种脚印符号都能代表一种动物。他高兴地拔腿奔回家,通过仔细地观察日、月、山、河、花、鸟、鱼等的形状,开始创造出代表各种事物的符号。经过试行,果然效果卓著,事情因此也被管理得井井有条。

  黄帝知道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地,这些符号的用法在各个部落推广开了,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就这样,这些符号慢慢演变为文字,仓颉也被尊为造字的圣人。

湖笔的传说

  湖笔,与徽墨、宣纸、端砚并称为“文房四宝”,是汉族传统手工技艺之一,被誉为“笔中之冠”,因其产于浙江湖州(善琏镇),故称为湖笔。相传,湖笔的发明者原是秦国有名的大将军蒙恬。

  传说诸侯争霸的战国时期,各国都想扩大自己的疆土,称霸天下,所以经常打仗。秦国的一位将军蒙恬,奉命常年驻守边疆,为君王东征西讨、开疆辟土。因为战事频繁,蒙恬几乎需要天天汇报军情,但用刀刻竹简的方法很不方便,刻快了容易割破竹简,刻慢了又很费工夫。这令他十分苦恼。

有一天,战争形势危急,蒙恬需要立刻向大王汇报,请求指示,没时间细细地把情况刻在竹简上,但时间就是宝贵的战机,一刻也耽误不得。蒙恬焦急地在营帐中走来走去。这时候,他突然看见了武器上的红缨穗,灵感涌现,就扯下红缨穗绑在细小的木棍上,蘸了一些有颜色的汤水在白布上写起来,这比刀刻的速度快多了,蒙恬不一会儿就写完了。他意识到,用这种方式可以大大加快书写的速度,从此以后,他经常使用这种方式来书写战报。

  但小细棍不是很好用,蒙恬一直苦思改进之法。一天,他出去打猎,捕获了一只兔子,他发现兔子挣扎了一段路后,沾了血的尾巴在地上拖出了一条长长的血迹。这不是挺好的材料吗?蒙恬欣喜地把兔子尾巴上的毛剪下来,插在了一根细细的空心竹管内,做成了第一支“兔毛笔”。但兔毛又油又光,蘸不上墨汁,容易分叉,一点也不好用,蒙恬就随手把它丢弃到门前的石灰坑里。

  又过了一段时间,蒙恬无意中发现那支被自己扔在石灰坑中的兔毛笔的毛变得又白又顺。他捡起来,试着蘸墨写字,惊喜地发现书写变得非常流畅。同样一支笔,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原来这石灰坑里的水含有石灰质,兔毛笔经过碱性石灰水的浸泡后,兔毛的油脂去掉了,变得又柔顺又吸墨。从那以后,蒙恬因地制宜,利用北方驻地的狼毛、羊毛等,不断地进行毛笔的改良和研发,制造出了各式各样的毛笔。取材的多样性,极大地方便了毛笔的制作,毛笔就这样被广泛地应用开来,蒙恬也被后世称为“笔祖”。

  传说终是传说,事实上,毛笔远在蒙恬造笔之前就有了。但蒙恬作为毛笔制作的改良者,精于前人,对毛笔的改革是有贡献的。蒙恬去世后,善琏人不忘笔祖恩惠,在永欣寺旁建造了一座“蒙公祠”,将绕村而过的小河易名为蒙溪,因此蒙溪又成了善琏的别称。每当蒙恬和其夫人笔娘娘生日(相传分别为农历三月十六和九月十六)时,当地都会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千百年来,这类民俗活动一直延续着。

  湖笔的成名,则与元朝大书画家赵孟有关。赵孟对当地的湖笔制作技艺十分关心和重视。据《湖州府志》记载:赵孟曾要人替他制笔,有一支不如意,即令拆裂重制,要求非常严格,这种严格的质量要求,一直流传至今。2006年,湖笔制作技艺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梦笔生花”、“江郎才尽”与宣笔

  宣笔的产地安徽泾县原属宁国府,所产的纸笔便以宁国府的治所宣城为名,称为宣纸、宣笔。唐宋以前,宣笔、宣纸都是贡品,自元代以后,湖笔兴起,宣笔衰落。改革开放以后,古老的宣笔又逐渐恢复了生机。

  宣笔选材严格、制作精细。在古代,宣笔中的上品所使用的兔毛必须是秋天捕获的野兔,而且是吃野竹叶、喝山泉水长大的成年雄性兔子的毛,制笔时只选用其脊背上的一小撮弹性最强的黑毛。只有这样的兔毛才能制出具备尖、齐、圆、锐特点的上等宣笔。由此可见,宣笔的材料极为珍贵难得。

  许多成语故事与宣笔有关。“梦笔生花”和“江郎才尽”就是两个例子,而且恰巧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梦求注》记载,公元474年,南朝朝廷命官江淹被贬到浦城当吴兴县令。据传,一天夜里他在城西的孤山上过夜,在睡梦中,见到一神仙,神仙给他一支闪着五彩的神笔,也就是彩色的宣笔。醒来后他文思泉涌,下笔如有神助,所写《赤虹赋》《青苔赋》《别赋》才情尽显,所著文章天下皆知,成为一代文章风流的魁首,于是人们就把江淹的才学归结到神仙所给的笔上,称为“梦笔生花”。自此,“梦笔生花”就成了才华横溢、文思敏捷的代称,也表示写作水平很高的意思。然则“好景不长”,当江淹年纪渐渐大了以后,他的文章不但没有以前写得好了,反而退步不少。他的诗写出来平淡无奇,而且提笔好久,依旧写不出一个字来;偶尔把诗写出来了,但文句枯涩,内容平淡,无可取之处。

  据《南史·江淹传》记载:江淹到了晚年,才思微退。一天夜里住宿在冶亭,梦到一个老人,自称是晋代文学家郭璞,他对江淹说,我有一支笔在你手中,已用了很多年,现在该还给我了。江淹便从怀中取出五色笔还给老人。从此,江淹便才思衰竭,再无美文佳句传世。于是,“江郎才尽”就成为才情文思衰退的代称。

书法逸闻趣事

先秦书法逸事


仓颉造字

  关于造字,有许多传说故事。相传,仓颉是黄帝手下的一个小官,黄帝分派他做管理圈里的牲口、保管食物的事情。仓颉非常聪明,做事也很勤快,很快就熟悉了所管的牲口和食物,记清了数目,很少出错。可慢慢地,随着储藏的物资数量逐渐增加、变化频繁,脑袋记不清也记不住了,难免出错。

  于是,仓颉开始苦思冥想解决的办法。他先是在绳子上打结,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食物,用绳子打的结的个数代表每种物品的数目。开始的时候,效果很明显,但时间一久,就有麻烦了。增加的数目在绳子上打个结很方便,但数目减少时,在绳子上解个结可就麻烦了。他又想到了在绳子上打圈圈,然后在圈上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增加了就添一个贝壳,减少了就去掉一个贝壳。这法子挺管用,一连用了好几年。

  黄帝见仓颉这么能干,便委以重任,让他管的事情愈来愈多。年年祭祀的次数,每次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统统归仓颉管。仓颉高兴的同时又犯愁了,这么多事情,光靠打绳结、挂贝壳已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了。于是,他又开始积极地想办法了。

  一天,仓颉参加集体狩猎,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见几个老人为走哪条路争辩起来。一个老人坚持要往东,说是有羚羊;一个老人坚持要往北,说北面不远处可以追到鹿群;一个老人偏要往西,说西边有两只老虎,不及时打死的话,就错过了好机会。仓颉非常好奇,他们怎么知道哪个方向有哪些动物呢?上前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通过地上的野兽脚印来判断的。灵感一触即发,仓颉心中猛然一喜:既然一个脚印能代表一种野兽,以此类推,那么任何一种脚印符号都能代表一种动物。他高兴地拔腿奔回家,通过仔细地观察日、月、山、河、花、鸟、鱼等的形状,开始创造出代表各种事物的符号。经过试行,果然效果卓著,事情因此也被管理得井井有条。

  黄帝知道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地,这些符号的用法在各个部落推广开了,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就这样,这些符号慢慢演变为文字,仓颉也被尊为造字的圣人。

 

石 鼓 文

  石上刻字的悠久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殷商时期,在石头上刻字需要较好的锲刻工具,但当时的工具普遍比较简单,刻出的作品不美观。所以,这种刻记方式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古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冶金技术的极大飞跃,制造出了坚硬度和精密度容易掌握的铁质器具,石刻技艺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创造了不少出色的石刻作品。

  但石刻作品的兴盛也如同流星般稍纵即逝,千百年来散落于荒无人烟之地,历经风吹雨打,默默无闻,直到唐代贞观初期才在陕西陈仓重见天日。这些石刻作品上窄下宽,中间腰腹部位微微突出,圆形似鼓,在石鼓的侧面刻记着一些文字。人们根据石刻形状,将这些文字命名为“石鼓文”。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石刻陈列馆里的石刻作品,仅有10枚,大小不等,高约90厘米,直径约60厘米。每个鼓上刻有一首四言韵文,十首成一组,堪称“国宝”,是现存最负盛名的古代石刻作品。

  石鼓文被称为“千古之谜”,自唐代出土至今已经近1400年。这期间,因为石鼓文残缺且数量稀少,关于石鼓文的归属、时代及刻记内容一直众说纷纭、见解不一。它是介于甲骨文、钟鼎文和小篆之间的文字,属于大篆。历经岁月侵蚀,上面的文字现存已经非常稀少,难以辨认,人们只能确定字体,但刻记的内容却有众多的版本。现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这些文字记载了秦王游猎时的心情和沿途的美景,描绘了环境优美、兵强马壮、人民生活安定的愉悦景象。

  不管真实内容是否如此,这些石鼓文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集大篆之大成,开小篆之先河,都使其在书法史上有着无比重要的地位。

 

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逸事


王次仲与“八分体”

  隶书可分为古隶、八分体等。一般认为,程邈所制的是古隶,八分体是在古隶基础上演化改进而成的。下面就讲讲“八分体”的故事。

  王次仲,秦代人(一说东汉人),家住上谷(今河北怀来),是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他从小聪明伶俐,天分很高,博览群书又勤奋好学。他十分喜爱书法,经常废寝忘食地练习写字。长时间的刻苦练习让王次仲写得一手好字,少年时他就在书法上颇有成就了。

  王次仲喜欢动脑筋,经过多年对字体的研究,他发现人们使用的字体结构方正,十分刻板,方折间宽阔,但缺乏圆润柔和的美感。他临摹了不少字体,然后将这些字体按文字相同、字体不同排列在一起,互相比较,反复琢磨。经过数百个不眠之夜,他以隶书作为基础,增加字形的波度变化,创制出一套向左右分开的“八分体”。这些八分体结构匀称,富于变化,豪放洒脱,受到人们的推崇和喜爱。王次仲和他的八分体很快声名鹊起,家喻户晓。人们争相模仿八分体,一时间蔚然成风。这时王次仲才20岁左右,正值“弱冠”之年,所以,民间就流传了王次仲弱冠创八分的故事。

  不久,这件事情就传到了秦始皇那里。秦始皇看了王次仲的书法作品后,十分喜爱,认为他是个人才,想招为己用,让他为朝廷效力。但王次仲生性清高,不喜欢做官,三番五次地推辞和拒绝了秦始皇的召见。秦始皇屡次被拒绝后,十分恼怒,便下令把王次仲像囚犯一样押送到都城。事已至此,王次仲知道自己已经触怒了秦始皇,一定逃脱不了责罚,传说他在半路幻化成一只大鸟腾空而去,很快就没了踪迹。押送他的官吏们目瞪口呆,却只能任由他飞走。秦始皇得知此事后,觉得十分惋惜,但也无济于事,只能不了了之。

 

师宜官书壁酬酒值

  汉代时,农耕畜牧、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渐入鼎盛,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化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阶段,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继往开来、不断变革又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

  秦末出现了隶书,它在汉代的普遍使用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演化。到汉末,我国的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全。汉代又将隶书称“分书”或“八分”,这时期的隶书,不但笔法日臻纯熟,而且风格多样,别具一格。东汉年间,隶书进入成熟阶段,出现了各个流派的隶书体,名家迭出,异彩纷呈。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一位书法家,虽然历史上有关他的记载不多,但有关他的一个书法故事却很有名。

  故事发生在东汉的灵帝年间,虽然汉灵帝在政治上昏庸无能,碌碌无为,但十分喜爱书法,每天沉迷在书法技艺里。一天,汉灵帝一时兴起,便下令召集天下所有擅长书法的人在鸿都门切磋比赛。这一次的活动声势浩大,大约有几百人参加。汉灵帝作为评委,仔细地察看了每个人的作品。在几百件作品中,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师宜官的书法如同大鹏展翅,大开大阖,豪气凌云,颇有大师风范。他的八分体书法大小不一。大的,一个字的直径大约有1丈(约3.3米)多长;小的,在一片寸方(约3.3厘米)竹简上,可写下1000个字。这种特色让他的作品脱颖而出。汉灵帝很高兴,非常赏识师宜官,便派人宣召他入宫觐见。

  此时的师宜官对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却毫不知情,正口袋空空地在酒馆里喝酒呢,喝完了,老板找他结账。自以为有一技之长的师宜官很自负,他恃才傲物,马上取出笔来,在酒馆的墙壁上写字来卖,这一举动,招来许多人围观。师宜官的条件很简单:如果老板卖给他酒,就多给酒馆写几个字;否则,他就铲掉墙上的字。前来围观的人都愿意为他出酒钱。酒钱是付足了,但汉灵帝听说这件事情后,对师宜官狂妄自大的性格很反感,就打消了召他为官的想法。从此,师宜官与仕途无缘。

  据说,师宜官曾为袁术立的钜鹿耿球碑书写过文字,这也是他唯一一件在史书中被记载的作品,但历经风吹雨打,碑也不知所踪,师宜官的故事便成为了传说。

 

蔡邕开创“飞白体”

  我国古代书法家灿若繁星,蔡邕算是一颗耀眼的巨星。蔡邕(133—192),陈留(今河南开封)人。他博学多才,在书法创作上有很大的贡献,是东汉末年颇具影响力的书法家。汉灵帝时期,蔡邕官至中郎将,人称“蔡中郎”。蔡邕的书法在当时就备受推崇,闻名遐迩,他开创的“飞白体”尤其受到人们的喜爱。什么叫“ 飞白体”呢?我们一起走进下面这个故事,一探究竟。

  东汉灵帝熹平年间,汉灵帝命令蔡邕书写《圣皇篇》。接到这样的任务,蔡邕小心细致,丝毫不敢马虎,写完后就立刻动身送往皇家藏书的鸿都门。这地方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藏书阁的小吏们虽然官职不大,可架子很大,倨傲地让蔡邕在门口等一等。蔡邕虽然有些不高兴,但也只能在门口等着。刚好鸿都门这几天在修缮院墙,里里外外有很多工匠在干活,蔡邕闲着无聊,便站在一边看工匠们用扫帚刷墙。

  如此稀疏平常的事情,却让蔡邕捕捉到了灵感。只见工匠用蘸着石灰水的扫帚扫下去,墙上立刻出现了一道白印。墙面不够光滑,而扫帚杪又比较稀疏,蘸不了多少石灰水。所以,一扫帚下去,印在墙面上的石灰水痕中有些地方仍然会露出未被覆盖的墙体颜色来。蔡邕眼前一亮,他想,自己以前写字往往是把墨汁蘸足,一笔写下去,笔画自然是纯黑的,但如果能借鉴工匠刷墙的道理,让黑色的笔画里透出纸帛的底色来,字会不会看起来更加美观大方呢?

  想到这里,他心潮澎湃,交了文章,飞奔回家,立刻准备笔墨纸砚,开始创作。他一边回想工匠刷墙的情景,一边模拟用笔,但事情总是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刚开始,他写出来的字不是纸的底色露不出来,就是露出来的部分显得太刻意,一点也不生动自然。蔡邕并没有灰心,经过一次次的失败后,他反复尝试,终于掌握了蘸墨多少、用力大小以及落笔速度的分寸,写出了黑色中隐隐透白的笔画。笔画中丝丝露白,像枯笔所写,部分呈枯丝平行,转折处笔画突出,与浓墨相比,整幅字显得更飘逸灵动,别有韵味。蔡邕独创的这种写法很快就被推广开来,这就是“飞白体”的由来。

 

楷书鼻祖——钟繇

  钟繇(151—230),汉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长葛)人,出身于东汉望族的书香世家,家境殷实。钟繇是三国时期曹操的重臣,曾任“相国”“太傅”等职。他的一生以从政为主,或许有意或许无意,却在中国书法史上留下了堪称千古至宝的墨痕,使他成为了中国书法史上一个名垂千古的大书法家。

  钟繇年少时十分酷爱书法,从师于许多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他的第一个师傅是刘胜。钟繇虚心拜师学艺3 年后,刘胜认为他学艺成功,就让他另寻名师。钟繇含泪拜别了第一个师傅,后又分别跟随当时颇负盛名的书法家曹喜和刘德升学习。不管师从何人,他对自己都严格要求,刻苦用功,在书法技艺上精益求精。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诸侯并起,群雄逐鹿中原,钟繇审时度势,跟随了曹操。曹操不光有争霸天下的雄才伟略,也喜爱书法,共同的爱好使钟繇对曹操更加忠心耿耿,两人经常一同参加书法技艺切磋的聚会。有一次,钟繇发现有人收藏了书法家蔡邕的练笔秘诀,便央求借阅。但这书是书法界的至宝,人家自然不愿出借。钟繇自捶胸口,使了多天苦肉计,还是没能如愿以偿,反倒把自己给折腾得病倒了。曹操送来了疗伤的灵药,才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由此可见,钟繇对书法的喜爱已经到了痴狂的程度。

  钟繇虽没有得到蔡邕的练笔秘籍,但他并未因此颓废,而是更加发愤苦练,心想何不自己独创出一种书体来。他练习到了疯狂的程度,经常是不分白天黑夜,不管场合地点,有空就写,逮到机会就练。与人坐下聊天时,他会情不自禁地在地上练习;晚上躺下后,他会把被子当作纸张来练习,以致一床被子往往用不到半年,就会被“写”出许多大窟窿;走亲访友时,见到路边的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自然景物,只要有一丝书写灵感,他都会立刻蹲下来练习……

  钟繇的一生,有三十多年的时间用在了集中精力学习书法上,字里行间融注了自己的心意和情感。正因如此, 他的书法终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字体犹如飞龙戏海,舞鹤游天,灵动有生气。钟繇能在乱世之中首创出一种方方正正的新型字体,如果没有一如既往的不懈坚持与努力,是绝对不会成功的。这也说明他的书法技艺确实是自己勤学苦练的结果。

 

创造草书的张芝

  张芝,东汉著名书法家,出身于官宦家庭。他擅长草书中的章草,曾创新性地将当时字字区别、笔画分离的书法,改造成为上下牵连而富于变化的新写法,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他是我国书法史上一位巨匠,一座高峰。张芝和钟繇、王羲之、王献之被并称为“书中四贤”。

  张芝是大司农张奂的儿子,年轻时勤奋好学,不愿意去做官,潜心书法。朝廷多次征召他出来做官,他都拒绝了,因此当时的人都称他为“张有道”。他潜心研究书法,尤其喜欢草书,开始时学习杜度、崔瑗、崔实的书法。其中杜度的草书有骨力,但是笔画微瘦;崔瑗、崔实宗法杜度,“书体甚弄,结字工巧”。张芝学习他们的书法,但是却不局限于此,而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造了独步天下的“一笔书”,当时被称为“今草”,所以他被称为“草圣”。

  “书圣”王羲之最推崇的前辈书家有两个,一个是东汉的张芝,一个是曹魏的钟繇。他说自己的书法与钟繇相比或许还能超过他,但是却不如张芝,且自己对书法的热爱程度也不如张芝。那么,张芝对书法艺术的热爱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呢?他的父亲张奂为了方便他们兄弟习文练字,就让人在河边造了石桌、石凳、墨池,张芝兄弟就以帛为纸,凡是家里做衣服用的帛,必定要先练过字,再用热水煮,让帛变白。

  他就这样临池学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池水都变成了黑色,后人将这个墨池称之为张芝墨池,而且还将练习书法称为“临池”。张芝的书法大成之后从来不轻易下笔,只要下笔必然会流传后世。他曾写道:“匆匆不暇草书。”意思是时间匆匆,自己没有充裕的时间来作草书。因为草书并不是率意而为就能够写好的,所以当时张芝的片纸只字都会被人收集,后世的人更是把他的草书视若珍宝。

  再者,张芝所独创的“一笔书”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从我国的书法史发展轨迹来看,篆书成熟于秦朝,隶书随之被创造出来,到了西汉时隶书开始盛行,此时已经有了草书,可说是篆、隶、草、行各体俱有。但是,这个时候行笔迟缓而且有波折的隶书和字字独立、带有隶意的章草都已经无法满足人们书写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代之而兴起的是写起来快捷而优美的“今草”,社会上也形成了“草书热”。这种“草书热”在张芝所生活的东汉末年达到了最高峰。

  东汉末年是我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个史无前例的高潮时期,那是一个字体、书体、书家流派“大爆炸”的时代,各种字体都在这个时候发生蜕变并走向成熟,天下人学习书法的热情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尤其是真正意义上的草书的出现,完成了我国书法美学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课题——纯粹意义上的线的自由运动,成为了我国书法史上最有价值,也最为深刻的一场革命。

  在这场大革命中,全国上下学习草书时所投入的那种热情,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那个时候,从七岁的儿童开始,不分老幼都狂热地学习杜度、崔瑗的草书,而不是大篆等正规字。大家学习草书时非常勤奋刻苦,一心钻研,以至于忘记了疲劳,也顾不上吃饭和休息。十天的时间就会写废一支笔,人们的衣领和袖口经常是黑色的,就连嘴唇和牙齿都会染上墨迹。在这种全民学写草书的大环境下,张芝会那样狂热地练习草书,也就不难理解了。

  张芝从民间和杜度、崔瑗那里汲取了草书的艺术精粹,再加上自己的独特创新,从而创造了跨时代的大草,也就是有别于章草的“一笔书”,一时之间名震天下。他的“一笔书”一笔而成,偶尔有不相连的,但是血脉不断,写的字如行云流水,富于变化,非常优美。

  可以说,张芝的草书影响了整个中国书法的发展,给书坛带去了无与伦比的生机,而且张芝对后世的书法家影响非常大。书圣王羲之中年时就学习张芝的书法,非常推崇他;著名的狂草大师怀素也说过自己的草书得于“二张”,即张芝、张旭;草书大家孙过庭在自己的著作《书谱》中曾多次提到他练习书法是将张芝的草书作为蓝本的,称“张芝草圣,此乃专精一体,以致绝伦”。

 

隋唐五代书法逸事


别创“褚体”的褚遂良

  褚遂良(596—659),初唐著名的书法家,“初唐书法四大家”之一。传世墨迹有《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他出身于名门望族,父亲褚亮在隋朝时担任散骑常侍,与欧阳询、虞世南等人是好朋友。褚遂良博学多才,精通文史,唐朝建立时他和父亲褚亮都在甘肃,当时薛举在兰州称帝,任命他的父亲褚亮为黄门侍郎,他则被任命为通事舍人。后来薛举的儿子薛仁杲被李世民打败,这时褚遂良和父亲就又都归顺了唐朝。

  因为李世民对褚遂良有好感,就任命他担任铠曹参军这个比较重要的职位。为什么李世民会对褚遂良有好感呢?后来,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过这样的话:“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之后,李世民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弘文馆,弘文馆中有18名学士做他的国事顾问,他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以至于当时的人把能够进入弘文馆称为“登瀛洲”,而褚遂良的父亲褚亮就是18学士中的一员,主要负责文学这一块。在这样的环境下,褚遂良的学识与日俱增。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书艺在欧阳询和虞世南的指导下,更是变得出类拔萃。

  此外,弘文馆的日常事务是由褚遂良来管理的,当时的人们都称他为“馆主”。这样的尊称,在以前是没有的,他去世之后也很少有这种情况出现。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曾经做过秘书郎的褚遂良出任起居郎一职,专门负责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有一次,唐太宗问褚遂良:“你平时所记录的那些东西,皇帝本人可以看吗?”他回答说:“朝廷所设立的起居郎这个职位,其实就是古时候的左右史官,不管是善与恶,都是要记录的,这样才能让皇帝不犯过错。我是没有听说过皇帝自己要看这些东西的。”这时唐太宗又问:“朕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爱卿一定会记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说:“我的职责就是这样的,所以陛下的一举一动,我都是会记下来的。”由此可见褚遂良的忠贞与耿直。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时,因为褚遂良能够丝毫不差地鉴别王羲之墨迹的真伪,这样一来再也没有人敢将赝品送来邀功请赏。他的这一能力得到了唐太宗的欢心与信任,于是他被提拔为谏议大夫。此后每当遇到大事,唐太宗几乎都会向褚遂良咨询。

 

“草圣”张旭

  张旭(675—约750),字伯高,唐朝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曾经任常熟县尉、金吾长史。他以草书闻名于世,与怀素齐名,被后世尊称为“草圣”。张旭的草书与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并称为“唐代三绝”。他的诗也别具一格,以七绝见长,他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被合称为“吴中四士”。张旭非常喜欢喝酒,所以又与李白、贺知章等人共为“饮中八仙”。

  张旭的母亲是初唐书法家陆柬之的侄女,也就是虞世南的外孙女,所以张旭从小就受到书法艺术的熏陶。长大成人后的他为人洒脱不羁,豁然大度,才华横溢,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他是一位非常富有个性的草书大家,经常喝得大醉,然后呼叫狂走,走累了之后就向旁边的人索要纸笔挥毫,有的时候甚至以头发蘸着墨写字,有人说他很粗鲁,就送给他一个“张颠”的雅称。其实张旭是个很细心的人,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事物,都对书法有帮助,只要偶有所获,他就会将其融会于自己的书法中,这说明了他对艺术有着狂热的爱好。张旭从担夫争道、歌女舞剑中参透了书法的变化意蕴,后来怀素和尚继承和发展了他的笔法,也以草书而得名,因此他们俩被并称为“颠张醉素”。

  张旭的名气很大,当时的人只要得到他的只字片纸,都会视若珍宝,拿到家里珍藏起来。张旭有个邻居,家境困难,听说张旭慷慨大度,就写信给他表示希望得到他的资助。张旭非常同情这个邻居,就回信给他,而且还在信中说:“您把这封信拿到街上,只要告诉大家是张旭写的,那最少也能得到百金。”邻居按照他的话到大街上去售卖,果然不到半天就被人抢购走了。邻居很高兴地回到家,并向张旭致以万分的感谢。

  张旭的书法继承自张芝、“二王”。他自己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荣,做到了字字有法;另一方面他又认真学习张芝所创的草书,最终创造出了变幻莫测的狂草来。传说张旭曾见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的时候,他喜欢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值得一提的是,颜真卿曾经两度辞官,向张旭请教笔法。

  张旭去世后,大家都很怀念他。杜甫入蜀之后,看到了张旭的遗墨,非常伤感,就写了一首《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诗中曰: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及兹烦见示,满目一凄恻。同时代的诗人李颀在《赠张旭》一诗中说: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可见,朋友们都是非常敬爱他的。

 

与张旭齐名的怀素和尚

  怀素(737—799,一说725—785),唐朝时长沙(今湖南长沙)人,与李白是好友。幼年信佛,出家做了和尚。他是我国书法史上领一代风骚的草书圣手,他的草书被称为“狂草”,与同样擅长草书的张旭齐名,人称“颠张醉素”。

  怀素和张旭一样,潇洒率真,不拘小节,尤其喜欢喝酒。他曾经在一天之内醉了九次,当时的人都称他为醉僧。怀素曾在寺庙内粉刷了数十面长廊的墙壁,每次喝醉酒之后为了抒发心中的不平之气,就会拿着毛笔在雪白的墙壁上尽情地挥毫,好像是千军万马在战场上驰骋。因此,当时的人又称怀素为“狂”,说他和张旭是“以狂继颠”。

  怀素自幼聪明好学,曾在《自叙帖》里开门见山地说:“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他在书法方面付出了惊人的努力:因为没有钱去购买纸张,他就找来了一块木板和圆盘,涂上白漆后书写。后来,他觉得漆板比较光滑,不容易着墨,就又在寺院附近的一块荒地上种植了10000多株芭蕉树。那些芭蕉树长大之后,他就把芭蕉叶摘下来,铺在桌子上,在芭蕉叶上练字。由于他没日没夜地练字,老芭蕉叶很快就被他给摘光了,他又舍不得将小叶子摘下来,这该怎么办呢?于是,他干脆就带着笔墨,站在芭蕉树前面,在新鲜的芭蕉叶上书写。就算是酷热的太阳照得他头晕,刺骨的寒风吹得他皮肤皲裂,他也还是坚持不懈地练字。他写完一处,就再写另一处,从来都没有间断过,这就是我国书法史上有名的“怀素芭蕉练字”。

  怀素每天练完字后,就在寺院旁边的小池塘里清洗毛笔,时间久了,原本清澈的小池塘竟然变成了乌黑的墨水池,世人称之为“墨池”。

 

善草隶的贺知章

  贺知章(659—744),盛唐前期著名诗人、书法家,晚年自号“四明狂客”。他幼年时就以诗文闻名,公元695年中进士,先后担任国子四门博士、太常博士、礼部侍郎、太子宾客、秘书监等职。为人旷达不羁,有“清谈风流”的名声。

  贺知章的诗和文章都很不错,而且在书法上也有很高的品位,尤其擅长草隶,被当时的人看重。有些人为了得到他的墨宝,就专门找些好纸送给他,而他只要喝醉酒就喜欢写字,尤其喜欢写大字,虽然每张纸不过写上几十个字,但是大家还是将其当作珍宝。

  值得一提的是,诗仙李白也是贺知章推荐给唐玄宗的。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来到了长安。他在长安并没有朋友,一个人住在一家小旅馆里。有一天,李白到长安城里的一座有名的道观去游览,在这里他遇到了著名诗人贺知章。贺知章很早就读过李白的诗,非常仰慕他,早就想见一面了。现在见到了本人,自然是挺高兴的,而李白也是早就听说过贺知章的大名,这样一来,刚见面的两个人经过简单的寒暄后,很快就亲切地攀谈了起来。贺知章向李白要新作的诗看,李白就把《蜀道难》拿给他,他看完之后惊讶地对李白说:“看来,你是从天上下凡的仙人!”

  傍晚的时候,贺知章邀请李白去喝酒,到了饭店点了好酒后,才想起来身上并没有带钱。他想了想,就把腰里系着的金龟袋解了下来,要拿给店家充当酒钱。李白连忙阻拦说:“这可不行啊,这是皇家按照品级赐给您的饰品,怎么好拿来换酒呢?”这时贺知章仰面大笑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难道你不记得‘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吗?”李白听他说出自己的诗句,就知道这老先生不是俗人,便没再劝阻。

  他们两个人一直喝到微醉的时候才互相告别。后来,贺知章就向唐玄宗推荐了李白。唐玄宗也早就听说过李白的大名,于是就任命他为翰林待诏。此后,贺知章就经常和李白、张旭等好友在一起喝酒,杜甫因此做了一首《饮中八仙歌》,对他们喝酒后表现出来的行为进行了精彩的描写。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86岁的贺知章得了一场大病,躺在床上完全不省人事,后来又奇迹般地痊愈了。痊愈后的他下定决心要辞官,于是就上疏唐玄宗,请求恩准他回到家乡做道士,并且还表示把自己在长安城的家捐出来做道观,此外他还请求将数顷周宫湖作为放生池。非常敬重贺知章的唐玄宗准许了他的请求,而且还特地给那座道观赐名为“千秋”。此外,皇帝还下令在长安城的东门外设立一个大帐篷,让皇太子率领百官为他饯行,而且唐玄宗还亲自写诗为他送行。

  贺知章回到家乡后的情况历史上没有详细的记载,甚至连他什么时候去世的也不知道。但是,据说他去世很多年后又有人看到他,并且还与他交谈过,甚至还留下了诗文。

 

宋元书法逸事


尺牍为宝的蔡襄

  蔡襄(1012—1067)是我国宋代著名的书法家、政治家、茶学专家。他为人忠厚、正直,讲究信义,而且学识渊博,有着很高的书法造诣。我国书法史上提到宋代书法,素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四家”的说法。蔡襄的书法浑厚端庄,婉美淳淡,能够自成一体。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主持建造了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跨江梁式大石桥——泉州洛阳桥。

  蔡襄对自己的书画作品都非常珍惜,从来不轻易给人,因此他的作品在社会上流传得非常少。每次他写的一些信件或是短短的几个字,人们都会当成宝贝珍藏起来。当时宋仁宗非常喜爱蔡襄的书法,朝廷的学士将《温成皇后碑》的碑文撰写出来后,宋仁宗下旨让他把碑文给抄写一遍,可是他觉得抄写碑文是件没有面子的事儿,就拒绝了,宋仁宗也没有怪罪他。

  在“宋四家”中,苏东坡、黄庭坚、米芾都以行草、行楷见长,只有蔡襄是以楷书为主。蔡襄的字庄重、浑厚,别具一格。观其作品,给人一种清风拂面、风和日丽的感觉。他主要学习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书法,所以元代的倪云林曾说:“蔡公书法有六朝、唐人风,粹然如琢玉。”蔡襄的行书《澄心堂纸尺牍》被认为是其最能体现晋唐风度的作品,笔画精致、体态雍容。

  当然,蔡襄的主要成就是楷书,被视为宋代楷书第一。作为蔡襄大字楷书的代表作,《昼锦堂记》取法颜体楷书,笔力雄劲,结构严谨,颇得颜体楷书的精髓。《昼锦堂记》是欧阳修为朝廷重臣韩琦所修昼锦之堂所作的题记,由蔡襄书丹。因此,在创作的时候,蔡襄煞费苦心,将其中的每个字都单独写了几十遍,然后从中挑选出写得最好的,组成了整幅作品。所以,《昼锦堂记》俗称“百衲碑”,就像百衲衣一样,由碎布拼凑而成。也就是这个原因,导致该作品中的每个字虽都臻于完美,但整体布局和气势却受到了割裂和损害。

  欧阳修称赞蔡襄的书法“独步当世”。实际上,蔡襄并不是一个开创书法新气象的人物。他的书法严格地遵守晋唐法度,在创造性方面略显不足。但在宋代书法史上,他的地位是不容忽略的,在传承晋唐书法成就、启发后人更上层楼方面,蔡襄做出了他的贡献。

  蔡襄流传于世的作品有《自书诗帖》《谢赐御书诗》《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以及碑刻《万安桥记》《昼锦堂记》等。鼓山灵源洞楷书“忘归石”“国师岩”等也是他留下的书法珍品。

 

苏东坡“今日断屠”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我国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他多才多艺,在书法和绘画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且还是个美食家,著名的“东坡肉”就是他发明的。

  苏轼和弟弟苏辙曾同榜考中进士,而且都位列前十名,苏轼是第二名。据说这里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误会:几个主考官看到苏轼写的文章后都非常赞赏,并将其定为第一名,可是最后上报给主考官欧阳修审定时,欧阳修觉得这篇文章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就把原本列为头名的考卷改为第二名,结果试卷拆封后却发现是苏轼的文章,这让欧阳修感叹不已,可是木已成舟,苏轼只能屈居第二名了。后来在苏轼到欧阳修家里向他道谢时,欧阳修当着众人的面说:“读子瞻的文章,不知不觉汗就出来了,老夫当避开此人,好让他出人头地。”而且,他还在家里对儿子说:“三十年后世上不会有人再谈论老夫,大家都会谈论苏子瞻。”果然,三十年后人们所谈论的都是已经成为文坛盟主的苏东坡。

  后来,苏轼在参加殿试的时候向宋仁宗呈上二十五篇《策论》,里面讲的都是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宋仁宗非常高兴,他回到宫中对曹皇后讲:“我今日为后世子孙选了两个太平宰相。”

  乌台诗案爆发后,苏轼被打入大牢。宋神宗为了试探他究竟有没有怨恨自己,就派了一个小太监装成犯人,到监狱里和苏轼睡在同一间牢房里。白天吃饭的时候,小太监故意说些犯上的话挑逗他,可是苏轼在一边吃得津津有味,却一句话也不说。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倒头就睡,这时小太监说:“名满天下的苏学士睡这种床,岂不可叹?”可苏轼还是不理会他,而且很快就鼾声大起。这时小太监终于认识到像苏轼这种心底无私的人,绝对不会是坏人。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推醒苏轼,对他说:“恭喜苏学士,您就要被赦免了。”果然没过几天,宋神宗就赦免了苏轼。

  黄庭坚曾经对苏轼说:“当年王右军写字可以换鹅,现在先生您的字却可以换羊肉。韩宗儒这个人特别喜欢吃羊肉,每次从您这里得到一封书信或是几个字,就会拿去换上十几斤羊肉。”后来,苏轼升任翰林学士,与韩宗儒有公务上的接触。有一天,韩宗儒写了一封信给苏轼,派仆人送给他,并且叮嘱仆人一定要让苏轼回信。可是,苏轼看了信之后就是不写回信,这个仆人再三请求,急得差点哭了,这时苏轼才说:“你回去告诉你的主人,今天我这里断屠不杀羊,他今天没有羊肉吃了。”这就是苏东坡“今日断屠”的故事。

  有一次,他的好朋友驸马王晋卿给他写信说:“我经常花重金购买你的字,最近更是用了三束丝织品才换到两幅字。你近日如果写有字,那应该给我寄来一两张,不要让我再破费了。”苏轼一看就笑了,他拿出澄心堂的纸、李承宴制的墨,用鸡毛笔写了一幅《黄泥坂词》,大约两百多字,送给了王晋卿,而且还附上一张字条说:“这些字不知道够你制办冬衣吗?”

 

擅长草书的黄庭坚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宋四家”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著名的孝子,以“涤亲溺器”名列二十四孝之一。

  幼年时的黄庭坚机警聪明,一本书读上几遍就能够背诵。苏轼有一次看到他的诗文,觉得超凡绝尘,卓然独立于千万诗文之中,感叹世上已经好长时间都没有这样的佳作了。从此之后,黄庭坚开始名震四方。

  黄庭坚早年在苏轼门下学习,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为“苏门四学士”。他和苏轼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开玩笑。苏轼从乌台诗案中脱险出狱后,曾经与好友黄庭坚胡侃说:“我在大牢里的时候,每天吃的都是三白饭,照样睡得很香甜,世间美味不过如此啊。”黄庭坚问他什么是三白饭,他说:“一撮盐、一叠白萝卜、一碗白米饭。”说过这件事后,苏东坡很快就忘记了。有一天,他接到黄庭坚的请帖,说是请他去吃皛(xiǎo)饭。苏轼还以为黄庭坚请他吃的是珍馐美味,但是他到了黄庭坚家里时,却发现桌上只有盐、白萝卜、白米饭,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被黄庭坚戏弄了。

  几天后,黄庭坚也接到了苏轼的请帖,说是请他到家里吃毳(cuì)饭。黄庭坚知道苏轼肯定要报复自己,但是又很好奇毳饭究竟是什么,最后还是去了。他到苏轼家里后,苏轼陪着他从早上聊到了晚上。他饿得前胸贴后背,实在忍不住了,就催问毳饭在哪里?这时苏轼慢吞吞地说:“盐也毛(音mo,是没有的意思),萝卜也毛,饭也毛,岂不是‘毳’饭?其实你一直都在享用啊。”黄庭坚短暂的惊愕之后,两个人同时放声大笑。

  黄庭坚擅长行书、草书,而他的楷书也自成一家。在草书方面,黄庭坚学习的是当时的书法家周越,但其草书笔法的成熟还是在于他对草书精髓的深刻领悟。黄庭坚曾说,张旭、怀素都是在醉酒的时候挥毫泼墨,所以能出神入化。而他自己不喝酒,“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所以无法做到一挥而就、酣畅淋漓,经常遇到阻滞。实际上,黄庭坚的作品收放自如,虽然是在清醒状态下运笔,也能进入自然挥洒的妙境,而且更显从容淡定。这跟他参禅悟道,将心得运用于书法创作中有密切的关系。他的《诸上座帖》等佛语草书作品,都深得禅理之妙。可以说,黄庭坚开创了中国草书的新境界。

  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的书法风格深受苏轼的影响。从传世的黄庭坚行书手札作品来看,撇捺开张、字形扁阔、字势向右上扬,都留下了苏轼书法的印记。黄庭坚对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非常推崇,曾写诗总结他临摹《兰亭集序》的心得体会:“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

  由于对王羲之的推崇,还发生了一段阴差阳错的故事,机缘巧合,成就了黄庭坚行楷大字的书风。据说,他在京口的断崖上见到一篇《瘗鹤铭》,误以为是王羲之的作品,便潜心揣摩学习,大字行楷书风渐渐成就,可谓是歪打正着。

 

明清近现代书法逸事


祝枝山的字

  世有“唐伯虎的画,祝枝山的字”之说,讲的就是与文征明、徐祯卿并称为“吴中四才子”的唐寅和祝允明两位大家,二人一书一画,相得益彰。在这里,我们单独了解一下祝允明大才子的字:他的楷书写得相当严谨,温润秀劲,气韵生动,具有晋唐书法的古雅风致。而他自成一派的独特狂草,又可谓汪洋恣肆,气象万千;“字字虎啸风生,行行龙腾云起”,恢弘翻腾的气势颇为世人称道,被誉为“明朝第一”。

  祝允明(1461—1527)是明代著名书法家,字希哲,号枝山,因其右手长有六根手指,又自号枝指生、枝山、枝指山人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

  祝枝山出身于七代为官的魁儒家庭,正所谓家学渊源。他自幼天赋异禀,勤奋好学,能诗文,工书法。5岁时,就能一目十行地读书,像模像样地书写一尺见方的大字;9岁时,便能出口成章,是远近闻名的“神童”;到了10岁,他更是博采众长,才智非凡,辞藻瑰丽,文采飞扬。祝枝山自青年时期便发奋苦读,立志求取功名,却一生仕途坎坷,最终借故辞官返乡。

  祝枝山晚年潦倒,贫病交加,但仍旧声名大震,被尊为吴门书派中“明中期三大家”的领军人物,在临终前一年还写下书法论著——《书述》。嘉靖五年(公元1527年),祝枝山病逝,享年67岁。这位书法领袖以自己的实践带动了明代的浪漫主义书风,作为明代中期书坛的主将,对当时的书法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祝枝山为人能言善辩、风趣洒脱、足智多谋而不拘小节。坊间流传着很多他疾恶如仇、戏弄贪官污吏的趣事。

  有一年除夕,一个姓刘的贪官请祝枝山为其书写一副对联。祝枝山想:这狗官平日常搜刮乡里,鱼肉百姓,今日既然撞上门来,何不趁此机会将他奚落一番?于是打定主意,吩咐书童在刘贪官的大门两旁贴好红纸,挥毫泼墨,顷刻间写就了一副对联:

  明日逢春好不晦气;

  来年倒运少有余财。

  过往行人凑过来看热闹,纷纷指着对联,大声念道:

  明日逢春,好不晦气;

  来年倒运,少有余财。

  刘贪官一听,气得吹胡子瞪眼,恼羞成怒间一把扯住祝枝山,指责祝枝山故意辱骂他。只见祝枝山不紧不慢地抱拳一笑:“大人此言差矣!我乃一介书生,又无权无势,岂敢借对联骂人?学生此联所写全是吉庆之词啊!你瞧——”说着一边指点着对联,一边抑扬顿挫地高声朗读起来:

  明日逢春好,不晦气;

  来年倒运少,有余财。

  刘贪官和众家奴听得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好半天方才如梦初醒。再看那祝枝山,早已哈哈大笑、扬长而去了。

 

文征明习字

  文征明(1470—1559),字征明,后更字征仲,号衡山居士,故又称“文衡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

  文征明是明代中期最著名的画家和大书法家,是“吴门画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幼时并不聪慧,但贵在好学,从小熟读经、史、子、集,喜爱文学和书画。文征明年少时就享有才名,却一直仕途坎坷,二十余载、十次应举均榜上无名。54岁那年,他才当上了一个小官——翰林院待诏。后因看不惯官场的腐败与倾轧,于57岁时辞官回到苏州老家,潜心于诗文书画,日日与翰墨书香为伍。80多岁时,文征明还能流利地誊抄蝇头小楷,写上一天都不知疲倦。他耄耋之年仍孜孜不倦,挥毫泼墨,还曾为人书写墓志铭,其目力和控笔能力之高超、创作精力之充沛由此可见一斑。公元1559年3月,文征明去世,享年90岁。

  文征明的艺术造诣十分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世人皆赞其为“全才”。他于书法一门,当属博习专精的典范,篆、隶、正、行、草皆擅。尤其长于行书和小楷,温润儒雅,法度严谨,稳健持重,意态生动,颇具晋唐书法的风致。他毕生的作品,都笔笔工整,即使是快到90岁时的书法创作,依旧如此,这在我国书法家中是极为少见的。绘画方面,文征明则兼善山水、人物、花卉、兰竹,其中最精细笔山水,可谓一专多能。能青绿、亦能水墨;能工笔、亦能写意,兼具装饰性、抒情味与稚拙感。作为“吴门画派”的领军人物,其作品更加凸显了“吴派”的独特之美,对吴门书风的影响很大。文征明在诗文上也颇有造诣,诗风淡雅娟秀,清隽自然。到了晚年,文征明更加声名卓著,号称“文笔遍天下”,登门求其书画者几乎踏破门坎,甚至有传说他“海宇钦慕,缣素山积”。

  据说,文征明小时候沉默寡言,看起来也有点愚笨,似乎根本就不具备读书人那种潇洒倜傥的才气,字也写得不怎么好,但学习却很刻苦。在学堂里,同窗们或饮酒闲聊,或品茗对弈,绞尽脑汁想出各种法子来消磨时光,就是不肯好好学习。只有文征明不受影响,经常静静地端坐桌前,磨墨提笔,每天不间断地临摹《千字文》,写足十大本才肯罢休。有时候,他也替人写信,哪怕稍微写错一点儿,都一定要重新写,反复抄写好几遍也不嫌麻烦;并且一概要用蝇头小楷书写,笔画细若毫发,结体工整精细。有的同学看不过去,好心劝他油滑一些:“不过是一般的书信罢了,草草了事,应付一下,何必如此认真呢?”文征明却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正好以此练习书法,不觉得麻烦啊!”大家便都觉着他为人迂腐,有些瞧不起他。谁料,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之后,文征明的书法变得远近闻名,求字者甚多。这样一来,曾经轻视过他的那些人都开始对这位外拙内秀、勤勉好学的年轻人佩服不已。有一次,当时的大书法家李东阳偶然间看到文征明的隶书,反复鉴赏后,由衷感叹道:“我的篆书,你的隶书,都绝了!”这位李东阳自恃大家,名气甚大,素来自负,却把文征明的字与自己的篆书相提并论,可见对文征明的器重和另眼相看。

 

文房四宝的故事


湖笔的传说

  湖笔,与徽墨、宣纸、端砚并称为“文房四宝”,是汉族传统手工技艺之一,被誉为“笔中之冠”,因其产于浙江湖州(善琏镇),故称为湖笔。相传,湖笔的发明者原是秦国有名的大将军蒙恬。

  传说诸侯争霸的战国时期,各国都想扩大自己的疆土,称霸天下,所以经常打仗。秦国的一位将军蒙恬,奉命常年驻守边疆,为君王东征西讨、开疆辟土。因为战事频繁,蒙恬几乎需要天天汇报军情,但用刀刻竹简的方法很不方便,刻快了容易割破竹简,刻慢了又很费工夫。这令他十分苦恼。

有一天,战争形势危急,蒙恬需要立刻向大王汇报,请求指示,没时间细细地把情况刻在竹简上,但时间就是宝贵的战机,一刻也耽误不得。蒙恬焦急地在营帐中走来走去。这时候,他突然看见了武器上的红缨穗,灵感涌现,就扯下红缨穗绑在细小的木棍上,蘸了一些有颜色的汤水在白布上写起来,这比刀刻的速度快多了,蒙恬不一会儿就写完了。他意识到,用这种方式可以大大加快书写的速度,从此以后,他经常使用这种方式来书写战报。

  但小细棍不是很好用,蒙恬一直苦思改进之法。一天,他出去打猎,捕获了一只兔子,他发现兔子挣扎了一段路后,沾了血的尾巴在地上拖出了一条长长的血迹。这不是挺好的材料吗?蒙恬欣喜地把兔子尾巴上的毛剪下来,插在了一根细细的空心竹管内,做成了第一支“兔毛笔”。但兔毛又油又光,蘸不上墨汁,容易分叉,一点也不好用,蒙恬就随手把它丢弃到门前的石灰坑里。

  又过了一段时间,蒙恬无意中发现那支被自己扔在石灰坑中的兔毛笔的毛变得又白又顺。他捡起来,试着蘸墨写字,惊喜地发现书写变得非常流畅。同样一支笔,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原来这石灰坑里的水含有石灰质,兔毛笔经过碱性石灰水的浸泡后,兔毛的油脂去掉了,变得又柔顺又吸墨。从那以后,蒙恬因地制宜,利用北方驻地的狼毛、羊毛等,不断地进行毛笔的改良和研发,制造出了各式各样的毛笔。取材的多样性,极大地方便了毛笔的制作,毛笔就这样被广泛地应用开来,蒙恬也被后世称为“笔祖”。

  传说终是传说,事实上,毛笔远在蒙恬造笔之前就有了。但蒙恬作为毛笔制作的改良者,精于前人,对毛笔的改革是有贡献的。蒙恬去世后,善琏人不忘笔祖恩惠,在永欣寺旁建造了一座“蒙公祠”,将绕村而过的小河易名为蒙溪,因此蒙溪又成了善琏的别称。每当蒙恬和其夫人笔娘娘生日(相传分别为农历三月十六和九月十六)时,当地都会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千百年来,这类民俗活动一直延续着。

  湖笔的成名,则与元朝大书画家赵孟有关。赵孟对当地的湖笔制作技艺十分关心和重视。据《湖州府志》记载:赵孟曾要人替他制笔,有一支不如意,即令拆裂重制,要求非常严格,这种严格的质量要求,一直流传至今。2006年,湖笔制作技艺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梦笔生花”、“江郎才尽”与宣笔

  宣笔的产地安徽泾县原属宁国府,所产的纸笔便以宁国府的治所宣城为名,称为宣纸、宣笔。唐宋以前,宣笔、宣纸都是贡品,自元代以后,湖笔兴起,宣笔衰落。改革开放以后,古老的宣笔又逐渐恢复了生机。

  宣笔选材严格、制作精细。在古代,宣笔中的上品所使用的兔毛必须是秋天捕获的野兔,而且是吃野竹叶、喝山泉水长大的成年雄性兔子的毛,制笔时只选用其脊背上的一小撮弹性最强的黑毛。只有这样的兔毛才能制出具备尖、齐、圆、锐特点的上等宣笔。由此可见,宣笔的材料极为珍贵难得。

  许多成语故事与宣笔有关。“梦笔生花”和“江郎才尽”就是两个例子,而且恰巧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梦求注》记载,公元474年,南朝朝廷命官江淹被贬到浦城当吴兴县令。据传,一天夜里他在城西的孤山上过夜,在睡梦中,见到一神仙,神仙给他一支闪着五彩的神笔,也就是彩色的宣笔。醒来后他文思泉涌,下笔如有神助,所写《赤虹赋》《青苔赋》《别赋》才情尽显,所著文章天下皆知,成为一代文章风流的魁首,于是人们就把江淹的才学归结到神仙所给的笔上,称为“梦笔生花”。自此,“梦笔生花”就成了才华横溢、文思敏捷的代称,也表示写作水平很高的意思。然则“好景不长”,当江淹年纪渐渐大了以后,他的文章不但没有以前写得好了,反而退步不少。他的诗写出来平淡无奇,而且提笔好久,依旧写不出一个字来;偶尔把诗写出来了,但文句枯涩,内容平淡,无可取之处。

  据《南史·江淹传》记载:江淹到了晚年,才思微退。一天夜里住宿在冶亭,梦到一个老人,自称是晋代文学家郭璞,他对江淹说,我有一支笔在你手中,已用了很多年,现在该还给我了。江淹便从怀中取出五色笔还给老人。从此,江淹便才思衰竭,再无美文佳句传世。于是,“江郎才尽”就成为才情文思衰退的代称。